至明代，白酒开始广泛普及，并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有所记载。到了崇祯年间，《沈氏农书》详细记载了以黄酒糟为原料制作白酒的方法，这表明当时白酒尚属于黄酒的附属产品，在市场上尚未占据主导地位。

进入清代，白酒的流行趋势更加明显，尤其在北方地区。直隶、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、山西五省被誉为“北五省”，成为白酒消费的核心区域。光绪年间的《畿辅通志》显示，这些地区每县都有100余座烧坊（即白酒蒸馏作坊）。此外，清代四川地区的烧酒也崭露头角，绵竹大曲、全兴大曲等品牌声名远扬，甚至影响了贵州的茅台酒。

至清末时期，中国的酒类市场呈现出“北白南黄”的格局。这主要是由于原料、气候和区域经济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白酒以其高粱为主要原料，度数高，价格亲民，深受底层人民的喜爱；而黄酒则以稻米为原料，度数较低，价格相对较高，主要受到中等阶层及以上人士的青睐。尽管如此，白酒在产量和流行范围上的提升，并未能改变黄酒在文化层面上的主导地位。

进入民国时期，国民政府建立了统计制度，使得我们可以更具体地了解白酒的发展状况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白酒在文化层面上的优势逐渐显现，并最终在定期举办的全国评酒会上得到了体现。通过评酒会的结果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白酒的数量逐渐超越黄酒，从而确立了其在酒类文化中的主导地位。第一届全国评酒会评出白酒4种，而黄酒仅有1种；到了第二届和第三届，白酒全国名酒的数量增至8种，黄酒则各有2种；及至第四届，金奖全国名酒中白酒数量更是飙升至13种，黄酒仍为2种；而到了第五届评酒会，则仅有白酒类别参评。

从产量角度来看，1949年白酒产量已达10万吨，远超黄酒的2.5万吨和啤酒的7000吨。随后，啤酒产量虽逐渐攀升，但经济性更强的啤酒主要占据了低度酒市场，导致黄酒在这一领域的生态位逐渐被取代，从而走向了衰落。然而，高度酒和低度酒两个领域是并行不悖的，它们共同满足了人们的饮酒需求。